文/陈小玲
上世纪90年代，北方的许多河流已经断流，最严重的1997年，黄河断流226天。1998年，闽江、松花江、长江等多流域大洪水暴发后，马军动手写作后来为他带来巨大影响力的著作《中国水危机》，痛惜江河之殇，力证救水之术。他在书里说：“让万古奔流的母亲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毁灭，将是我们最大的耻辱；而让垂死的江河因我们这代人的辛劳而再生，将是我们的无上光荣。”
因为《中国水危机》的发表，马军的人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，由媒体人、咨询师到环保专家，马军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自己的新型环境治理思路——中国需要自己的环境控制原动力。
90年代中期，马军就职于《南华早报》，媒体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马军有机会在中国的山山水水之中，四处游走。然而，沿途看到的环境问题，让马军痛心疾首。
马军：当时中国的北方很多河流都出现了干涸甚至断流的情况，黄河甚至已经很长时间不能流入大海；南方的一些河流、湖泊污染严重，一些曾经是“水乡”的地方，出现了守着河湖没水吃的状况。在各个流域，我看到对水来说最重要的屏障——森林、湿地、湖泊等的退化非常严重。像在山西的汾河，河流断流、当时乡镇企业的污染触目惊心；在长江的洞庭湖，湖泊退化非常严重，曾经浩浩荡荡地一个大湖，变成了四分五裂、一条一条的河道，水来了抗洪，水走了抗旱，人与水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；在三峡，曾经书本上看到的那样一个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常识性场景，现实却是一座一座的荒山秃岭和大量的种到了山尖尖上的陡坡田。
但是，真正触动我有意要写《中国水危机》这本书的是黄河。当时是为了探讨黄河的治河方略，去采访那边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。他们说，经过几十年的治理，这条河目前的状况已经算是“治好了”。这个“治”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水库大坝的建设，人工控制河流，他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成功，并且要将这种方略复制到全国其他的大江大河上去。
我很吃惊，因为当时的那条河已经处在了一种极端危急的状态，已经几个月没有一滴水可以流入大海，它的河流生态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如果这种模式被认为是成功的，而且还要复制到其他的大江大河上，我不知道我们的江河未来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的？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。所以，我开始仔细地研究中国的大江大河。
《中国水危机》一书中，马军详实地记述了每一条江、每一条河它曾经是怎么样的？它的生态环境又是怎么样的？这几年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谈到珠江，马军很是感慨，他用心痛来形容这条江给他的感觉！
马军：曾经珠江流域周边的森林是极其广鹜的，水资源也很丰富，它真的一如它的名字一样——一颗明珠。但是，这些年珠江的生态退化极其严重，森林植被的破坏甚至导致了上游的一些地区出现了石漠化现象。
珠江流域的土层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基本上都是石灰岩，在石灰岩上面形成表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千百万年才形成了这样一层非常珍贵的表土——腐植土，进而形成了非常珍贵的原始森林。但是，这些森林现在被无情的砍伐了，从而导致了森林覆盖率的急速下降，像广西这种曾经森林覆盖率达到80%~90%的地方，如今降到了只有10%左右。尽管这些年当地大量的人工造林，但是其生态价值是远远不能跟天然林相提并论的。同时，珠江现在的污染状况也非常严峻，这些污染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污染，还包括重金属、有毒、有害物质等。
我记得当初写珠江的时候，我引用了李商隐的诗——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。那时，我站在珠江边，真真实实地感觉到很心痛的感觉，因为放眼望去，一条一条汇入珠江的大大小小地支流全部都是黑色的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对这条大江的破坏，它迟早要让人类为它留下痛苦的眼泪。
《中国水危机》之后，马军原本以为自己能够解脱了，但是，他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起点。方方面面人士的追问，推动着马军开始了持续的水资源研究，并逐渐转向环境保护的专业领域。
马军：上游滥伐森林，中下游侵占湿地，围河、围湖造田，才是造成水旱灾害的最主要原因。然而，我们一再强化这些错误做法，一味试图用堤坝堵水。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，生产力的飞跃，水库大坝等技术的推广，使得我们对水利工程更加依赖，在工程治水的老路上越走越远。
50年来，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，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崇山峻岭间消失，无数湖泊、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，浩大的工程，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。
所幸的是，我们开始认识到了错误。1998年大洪水后，中国政府开始全面禁伐天然林。这是蕴含极大勇气的决定，是上下五千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生态的最大让步。请历史记住这个时刻，这也许正是中国五千年生态恶化趋势的转折点——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。
2004年，马军作为当年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了“耶鲁世界学人”项目——到耶鲁做访问学者。然而，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巨大反差，让马军陷入了深深地思索——中国到底需要一条怎样的环境治理方略？
马军：中国的环境问题这么大，我们不能事事依赖于太平洋另一面传递过来的压力，去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中国自己的公共参与局面，也需要中国自己的污染控制的原动力，所以，基于这样的考虑，2004年我在美国耶鲁做访问学者的时候，专门对比研究了中西环境管理体系，我发现我们最大的缺失就在于公共参与。别人都有一个自下而上的一套参与机制，它很好的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有益的配合，而我们这边只有自上而下的管理，没有自下而上的参与。而要参与必须要有信息的公开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的思路——中国需要一条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新方略，公众的参与才是清除污染的终极动力。
于是，我想我们是否能够在信息公开上做点什么呢？这样就有了民间环境保护组织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”的成立以及随之启动的“中国水污染地图”。通过这张数字地图，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、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，包括超标排放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等。
我觉得，作为一个公民，我有必要将我所了解到的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讯息，分享给社会的其他方面。
马军
致力于水污染防治和环境信息公开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”创办人。1999年，出版《中国水危机》，对黄河、长江、西北、东北、华北、东南、西南七大水域问题加以深入分析探讨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学界高度关注。2006年6月，组建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”，领导编写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——“中国水污染地图”。2006年5月入选美国《时代周刊》“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”，并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。2009年他获得亚洲诺贝尔奖——麦格塞塞奖。
